普通的书信作为文体和交流的必要工具，在一代学人、文学家、思想家胡适的个体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他生命价值外化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他思想、学术资源吸收、发散的活水和渠道。他的思想、学术资源得益于许多朋友的无私支援，同时，许多人也从他那里得到了启迪和帮助。胡适成为这个世纪思想、学术史上的大家，在多个领域都有开拓和建树，其内在的机制，我们可以从他的往来书信中看出些理路。读罢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先生编校、整理的《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上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版），我首先想起了先哲“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诗句。
自1979年以来，内地学术界陆续出版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胡适家书》（河北人民出版社）、《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3月、8月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和河北人民出版社又先后推出了两部相对学术化的书信集《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往来书札》、《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先生正是参与了内地多部胡适书信选集的编纂、整理工作。近二十年来，他们为“胡适档案”的整理付出了大量艰辛的劳动。其中《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的特色在于它的学术价值，它是胡适与现代主要学人交往过程中，众多学者和胡适的论学往来书信，是胡适思想、学术资源的友情支援，也是他学苑菁菁，得以自然灌溉、滋润的活水。
胡适是靠文学革命暴得大名的，文学革命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事功。帮助并促成他这一历史性行为的关键人物是他的安徽乡友梅光迪。梅光迪一生事功甚微，但在1915－1916年间文学革命的酝酿、讨论时期，他是逼胡适上梁山的人。过去，对这一段文学历史的感知和描述，多是依据胡适的说辞，如今，我们在这部书信选中可以看到梅光迪的基本材料，可以更为准确地把握这一历史事实的基本理路。这两年我本人由研究文化激进主义者的胡适，转向关注他的反对力量文化保守主义，并写作《回眸学衡派》（1999年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书。我为梅光迪写了一章，所依据的基本史料，便是“胡适档案”中保存下来的梅光迪致胡适的信。这部书信选有重点地整理出梅光迪与胡适讨论文学的几封信，这为读者提供了一份难得的资料。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特别提及王氏晚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即胡适推荐王国维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胡适为何如此抬举王氏，这里有一个胡适本人对王氏学问上敬重的因素。
1923年12月16日，胡适拜访了王国维，所谈的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戴震（东原）的学问与哲学的传人问题。第二天，王国维回访了胡适。从此，两人建立了良好的学术关系，在王国维的启发下，胡适开始研究戴震，并著《戴东原的哲学》一书。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早在1908－1909年间刊于《国粹学报》第47、49、50期上，王氏之作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词学研究高峰，也同样显示了那个时代文学研究方法的极至。胡适处于现实的需要，欲写《白话文学史》，要在文学的历史中为自己的白话文学理论寻求历史的依托，以满足中国学人好古、信古的心理期待，达到自己文学革命的目的。他编注一本新的《词选》，实际上是他上述整体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编注此书的过程中，每遇到疑难之处，胡适都要虚心及时地向王国维写信请教，同时，他也往往能得到相应的圆满的答复。1924年7月4日、10月10日、10月21日、12月9日，胡适都为词学上的问题写信向王氏请教。本书中收录了王国维和胡适的论学信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代学人之间的学术关系。胡适的论文《词的起原》初稿写完后，立即呈送王氏，请他指正。王氏的两封答书，被胡适收在该文的后边，作为文章的有机部分，一并刊出。在这里，胡适向学界充分表明，他的词学研究成果中，有王国维的直接介入。
从《戴东原的哲学》到《词选》，胡适是踏着王国维的脚印，向前迈出了新的步伐。学问本身有自己内在的承传性，它往往是一种在两代人的接力中走向发展和完善的，旧与新、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之间，有时是可以创造性转换的，尽管这其中要有一种历史的中介和相应的理解及沟通。
这是胡适为何推举王国维为清华研究院导师的真正原因，也可以说是一种学术上的友情回报，而这部书信选正是为我们提供了揭示这一原因的基本资料。
在胡适的学术生活中，中国文学史研究，特别是古典小说的考证，为中国文学史的整理、编纂，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学术典范，并由他的辛勤劳作确立了一种现代学术形态。而“新红学”便是这一学术典范中最为突兀的丰碑。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的学生顾颉刚。顾氏在大量的通信中为胡适提供材料，使得胡适的考证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我们可以说“新红学”是胡适和他的学生顾颉刚、俞平伯共同确立的。这部书信选为我们提供了顾、俞和胡适讨论红学的书信，也就是为我们提供了建立“新红学”的基本历史事实。
胡适自1942年卸任驻美大使后开始关注《水经注》研究，此后的20年间，他在《水经注》版本研究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王重民是胡适《水经注》研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王重民与胡适有大量的论学通信，为胡适的学术工作提供了许多基础性援助。这种援助是无私的，也是崇高的，它体现出的不但是友情，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那份所共有的对学术的忠诚。这似乎不需我多言，读者在本书所整理出的王重民和胡适的往来书信中，便可明晰地看出其中的学缘和人缘。
我这里挂一漏十，只是着重就梅光迪、王国维、顾颉刚、王重民与胡适的特殊学术关系作一评点，并发表一点感想。胡适几乎与现代学界的主要学人都有或深或浅的学术关系，受到许多学者的学术支援和帮助。他们之间更为丰富、也更为有趣的学术因缘，读者在《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中可以看到。
这些年，我本人的“胡适研究”和“学衡派研究”得益于胡适的档案材料，尤其是他的往来书信和日记。在工作中，有幸结识了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诸位先生，他们二十年如一日，默默地从事着胡适资料的整理工作。他们的基础性劳动为我本人以及整个学术界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学术支援。“胡适研究”和整个学术研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个人的学术工作都是这一整体的能动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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